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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梅盛綻紅巖魂 一片丹心向陽開
來源:光明日報 | 厲華 王娟  2021年06月02日08:52
關鍵詞:《紅巖》

小説《紅巖》

編者按: 在新中國文學史上,“三紅一創”佔據着極其重要的地位,“三紅”指的是《紅巖》(羅廣斌、楊益言)、《紅日》(吳強)、《紅旗譜》(梁斌),“一創”指的是《創業史》(柳青)。它們是創作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的四部長篇小説。其中,《紅巖》《紅日》《紅旗譜》是“革命歷史小説”的代表作。它們分別從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反映了中國共產黨發動和領導的偉大革命,在經歷曲折過程之後最終走向勝利、建立新中國的光輝歷史;以其強烈的史詩性和英雄品格,發揮了深刻的教育功能和強烈的鼓舞作用。

反映解放戰爭時期重慶地下黨革命鬥爭歷史的《紅巖》,是其中銷量最大、影響最廣的一部。1961年12月,《紅巖》由中國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迄今社會總髮行量超過1000萬冊,並被翻譯成英、法、德、日、朝等多國文字。同時,《紅巖》被迅速改編為歌劇、電影等多種藝術形式,廣為傳播,直至形成“紅巖熱”。以江竹筠為代表的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蹟,通過各種文學藝術形式的傳播,形成了久負盛名的紅巖文化。

《紅巖》被稱為“共產主義教科書”,書中的英雄烈士以頑強不屈的行為展現堅定的革命意志,他們用生命詮釋“紅巖精神”,詮釋何為信仰與忠誠,至今仍具有無窮的感召力。

1986年竣工的《歌樂山烈士羣雕》(葉毓山、江碧波創作)

重慶歌樂山下的渣滓洞、白公館集中營,記載了革命烈士“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的革命鬥爭事蹟。

一、“他一定要讓今天的人瞭解那些敢於去死的人士為的是什麼”

在歌樂山烈士陵園的展覽中,羅廣斌的那張標準照,把他凝固在了20世紀60年代。他與活下來的戰友把在渣滓洞、白公館獄中鬥爭的情節用文學形式記錄下來,在一些文學前輩的指導下,讓烈士的形象豐滿了起來;通過整合眾多人物、事件,把英雄和信仰貫穿於地下黨的歷史,書寫了“革命”兩個字的內涵。

重慶解放後,從大屠殺中脱險的羅廣斌、劉德彬以及曾經被關押在渣滓洞後被保釋出獄的楊益言,極力宣傳烈士的革命精神。尤其是羅廣斌,在學校、廠礦等地方宣講他在渣滓洞、白公館兩個監獄的所見所聞。羅廣斌的妻子胡蜀興回憶道:“1951年,我們結婚後,幾乎天天晚上家裏都是他的那些戰友、領導,有的一來就關起門在裏面談事情,總是幾個小時。他口才好,記憶力好,總是富有激情,家裏來人總見他滔滔不絕地講。”胡蜀興説,羅廣斌第一次講烈士的故事就是在白公館、渣滓洞現場,向重慶女師的學生講。後來重慶大學邀請他講,他就把自己的親身感受講給大家聽。他的創作就是從講故事開始的。那時沙汀、馬識途等作家到家裏來過,有時也叫他去成都。羅廣斌對他們很崇敬,非常願意接受他們的教導。“監獄中那段經歷對於他來説是刻骨銘心的,死去的人讓他懂得了生的意義,所以他要把自己的每一分鐘都活出意義。”胡蜀興記得,創作的那幾年羅廣斌忙得不可開交,“有時離開家我都不知道。他只想着工作、寫作,只想着那些死去的戰友,他一定要讓今天的人瞭解那些敢於去死的人士為的是什麼!”

1958年,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把自己的親身經歷寫成回憶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記在重慶“中美合作所”死難的烈士們》,在中國青年出版社下屬的《紅旗飄飄》雜誌第六期上發表,引起社會上極大的反響,讀者紛紛來信要求內容再多一些,篇幅再長一些。於是,1959年2月中青社又推出了增寫稿《在烈火中永生》,單獨發行,印數很快超過了百萬冊。

上海電影製片廠於1978年拍攝的舞台歌劇藝術電影《江姐》劇照

1958年7月,中青社文學編輯室主任江曉天偶然得知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正合寫一部長篇作品《禁錮的世界》,非常重視,將它列入中青社向新中國成立十週年獻禮作品的規劃中。那年秋天,中青社社長兼總編朱語今和編輯王維玲來到重慶與羅廣斌等人會面,鼓勵他們的小説創作,並請重慶方面給予支持和協助。他們特地為羅廣斌、劉德彬、楊益言三位作者向重慶市委請創作假,讓他們能集中精力寫作。

從現在能夠找到的眾多資料來看,羅廣斌等人創作小説《紅巖》經歷了很長的一個過程。從他們自己寫到上級部門組織人指導、幫助他們寫,從情節內容的設計到具體人物的塑造,個人的寫作行為變成一種思想文化建設和開展傳統教育、革命文化教育、共產主義教育的國家行為。

這本書稿在全國許多知名的文學家、川東地下黨老同志的關心支持下最終定稿。

1961年,重慶上清寺中山四路,重慶市委常委會議室,市委常委們正在就一本即將要出版的圖書名稱進行討論。之所以這樣重視一本圖書的書名,是因為圖書內容已經在全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同時,這本書的創作出版受到社會的極大關注,茅盾、巴金等知名作家對書的創作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

書名在反覆討論設計、數次都不滿意的情況下,提交到市委來討論。當時的市委書記任白戈認為,這本書不僅講述了獄中鬥爭,而且是我們黨在國統區的工作的縮影,看了這本書就會想到重慶,犧牲的革命烈士是在當年南方局的教育培養下成長起來的,一定要注意這段歷史的連續性,因此書名可以考慮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重慶的八路軍辦事處所在地的地名“紅巖”,這在重慶乃至全國都是有影響的。

最後,市委常委會決定用“紅巖”作為書名。任白戈説:“今後人們看了這本書就會想到重慶,提起重慶就會説到紅巖。”

長篇小説《紅巖》在1961年12月由中國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後好評如潮。出版後不到兩年時間,就多次重印,累計達400萬冊。用該書初版本責任編輯張羽的話説,“小説一出,洛陽紙貴。北京所有的宣傳機構幾乎不約而同地行動起來,紛紛著文介紹,形成開國以來少有的對一部小説進行宣傳的熱潮。”這部長篇被評論者稱為“黎明時刻的一首悲壯史詩”“一部震撼人心的共產主義教科書”“一本教育青年怎樣生活、鬥爭和對待敵人的教科書”。不少報紙採用開闢專版、專欄的“重點報道”的形式,“青松”“紅巖”的圖案也成為1962年報紙副刊上一再出現的符號。對於報紙副刊來説,這一年可以當之無愧地稱為“紅巖年”。高頻度出現的評介文章和刷新紀錄的出版發行量,掀起了一股“紅巖熱”。伴隨着“紅巖熱”,甚至一些地標、企業也以“紅巖”冠名,如紅巖汽車、紅巖墨水、紅巖街道、紅巖影院等。

1965年,北京電影製片廠推出以小説《紅巖》改編的電影《烈火中永生》,於藍(右)飾江姐,趙丹飾許雲峯。

從根本上講,“紅巖熱”的產生源自那個特定時代人們的精神生活與小説《紅巖》的深刻契合。正如評論家閻綱所説,“《紅巖》一經出版,就博得具有社會主義思想和日益增長着的審美要求的讀者的普遍喜愛,絕不是偶然的。這説明了《紅巖》作為社會主義的文學作品,已經突破了一般作品所難於突破的一關,而且是首要的一關——能夠和廣大讀者進行思想感情上的交流。”小説《紅巖》出現一書難求的境況。各大城市新華書店門前,人們排着長隊爭買《紅巖》,成為那個時代的一大文化景觀。甚至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也出現熱議《紅巖》的現象。有讀者説道:“我不只一次地在大街上,在公園裏或在無軌電車上,聽到許多青年朋友們在談論着《紅巖》,他們時而談到威武不屈的許雲峯,時而談到堅韌倔強的江姐,時而談到勇敢沉着的成崗,也時而談到為了黨的事業勇於承受巨大精神痛苦而長期裝瘋的華子良……是的,《紅巖》是生活的教科書,是共產主義的教科書,它以它特有的藝術力量,感召着人們,鼓舞着人們,人們所以那樣熟悉書中的每一個細節,熟悉英雄們的每一段言行,而且談起來又是那樣的有興趣,有感情,不正是説明了這些英雄人物在他們心上,已經生根開花了嗎!”

上世紀60年代,“紅巖熱”的高潮是小説《紅巖》被中宣部、教育部和共青團中央推薦為愛國主義教科書,其中的一些片段由此被選入教材,使得成千上萬的青少年在學校教育中受到《紅巖》影響,《紅巖》中的人物故事也因此在中國家喻户曉。

二、“你們的劇情催人淚下,主題歌《紅梅贊》唱得人心潮澎湃”

“紅巖熱”不僅表現在小説本身,而且帶來了其他各種藝術形式的改編熱潮。紅巖故事的改編其實自1958年《紅旗飄飄》發表《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和1959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發行《在烈火中永生》單行本後就已經開始。《紅巖》被改編成快板書、評書、京韻大鼓,詩歌、散文、連環畫、木刻、剪紙緊隨其後。根據小説《紅巖》改編的舞台劇出現後引起了很大反響:1962年8月,青島話劇團、四川話劇團、北京人藝等相繼把它搬上了話劇舞台。一大批改編作品問世,極大地促進了紅巖英烈精神的傳播,呈現出一個文學藝術高潮。文學藝術在中國發揮着空前巨大的社會引導作用,烈士形象幾乎成為每個人人生行為座標的參照系。1962年12月2日,李希凡在《人民日報》發表《剪裁、集中和再創造——談中國鐵路文工團話劇團〈紅巖〉的改編》,文中寫道:

《紅巖》,這本公認為撼動心靈的“共產主義科學書”,在它出版將近一年的時間裏,已經風行全國,有口皆碑,雖然書的累計印數突破了二百萬冊,達到了解放以來長篇小説發行量的最高數字,卻仍然不能滿足讀者的需求。大概也正是這樣的緣故吧,閲讀的熱潮又開始尋找新的出路——有力地衝擊着戲劇藝術,不少戲劇工作者滿懷熱情地把《紅巖》搬上了不同劇種的舞台。據統計已經有二十幾種有關《紅巖》的戲在全國各地演出,可惜我們無法一一欣賞比較。在北京,目前中國鐵路文工團話劇團和北京人民藝術劇院都在演出自己改編的《紅巖》,受到首都觀眾的熱烈歡迎。

在對《紅巖》的改編中,歌劇《江姐》和電影《烈火中永生》最為知名,影響最大。

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的歌劇《江姐》選曲

歌劇《江姐》由閻肅編劇,羊鳴、姜春陽、金砂作曲,陳沙導演,由中國人民解放軍空政文工團1964年首演於北京。整個劇的編排,以江姐為主線,成功塑造了一個臨危不懼、視死如歸、大義凜然的英雄形象。繡紅旗這一情節本是發生在白公館男牢房,紅旗是羅廣斌與劉國志、王樸等用一牀紅色繡花被面製作的。但是,小説《紅巖》把它表現在渣滓洞女牢房中江姐等人的身上,以女性的柔情細膩烘托出革命的情懷。歌劇《江姐》把這一情節作為劇情發展的高潮,伴以帶有川音的韻調,不但突出地域性特點,更是讓音樂優美到極致而經久不衰。主題曲《紅梅贊》是由詞作者閻肅和曲作者羊鳴、姜春陽、金砂精誠合作、幾易其稿創作出的經典。回憶起《紅梅贊》的創作過程,羊鳴説:“因為這是首非常重要的主題歌,我們先後寫了8個不同版本,最後一稿出來,都怕不能傳唱,改了20多遍仍很擔心,不知道這樣寫到底行不行。但定稿不久,空政文工團原駐地——北京燈市口同福夾道大院裏,演員唱,孩子唱,連食堂裏的大師傅也邊和麪邊唱‘紅巖上紅梅開……’,我們心裏就有了底,這首歌肯定能流行!”“紅巖上紅梅開,千里冰霜腳下踩,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向陽開……”《紅梅贊》旋律優美動聽,歌詞朗朗上口,廣為傳唱。歌劇《江姐》取得了極大的成功,短短几個月在全國公演256場,成為歷演不衰的民族歌劇精品,被譽為中國歌劇的三座里程碑之一。

1964年10月13日,在周恩來等領導人的陪同下,毛澤東觀看了《江姐》。演出結束後,毛澤東等領導人走上舞台和演員握手合影,次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合影照片。毛澤東還接見了空政文工團的領導和有關演員。在高度評價了這部歌劇後,他為江姐的死感到深深的惋惜,説:“那麼好一個同志,為什麼讓她死了呢?”又對編劇閻肅説:“你看是否可以不要江姐死,要把沈養齋抓住。就讓雙槍老太婆帶兵把沈養齋包圍。”他還説:“你們的劇情催人淚下,主題歌《紅梅贊》唱得人心潮澎湃。我看你們的歌劇打響了,你們可以走遍全國,到處演出了。” (鍾兆雲:《〈江姐〉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黨史博覽》2004年第1期)

1965年,北京電影製片廠又推出以小説《紅巖》改編的電影《烈火中永生》,由水華執導,趙丹、於藍、張平、項堃等主演。該片講述在重慶解放前夕,江姐在丈夫被敵人殺害後,去華鎣山區參加農村武裝鬥爭,由於甫志高的出賣,她和許雲峯被捕,他們在獄中嚴守黨組織的祕密,同敵人展開頑強鬥爭。該片最初定名《紅巖》,周恩來總理看過後,建議改名為《江姐》。但於藍提出,江姐在影片中並不是唯一主人公。經過討論,周恩來總理從葉挺將軍的《囚歌》中取“烈火中永生”為片名,並由郭沫若題寫片名。

三、“你是中華兒女革命的典型”

江姐的故事是《紅巖》中最有華彩的篇章,僅國家圖書館文津搜索“江姐”條目就多達4000餘條。特別是解放軍空政文工團1964年改編的歌劇《江姐》獲得巨大成功,使江姐成為中國當代最光彩奪目的女英雄形象。江姐的原型是共產黨員江竹筠。

江姐原型、革命烈士江竹筠一家三口照片

江竹筠(1920—1949),四川自貢人。江竹筠的入黨介紹人戴克宇回憶説:“她給我的印象是:中等身材、面龐圓潤、衣着樸實、舉止穩重、對人誠摯、和藹可親。我告訴她:‘入黨後是會遇到各種艱難困苦,也可能犧牲的呵!你是否考慮、再三考慮過這些問題?’她斷然回答説:‘要革命還怕什麼?革命本身就不是安樂與享受,我既然決定入黨,就是把自己的一切貢獻給革命事業,甚至寶貴的生命。’記得是1939年夏天,在一個晴和的星期日,我們和黨支部書記一道,走到小溪旁的竹林裏,她舉起左手向黨宣誓,神情莊嚴肅穆,目光堅定……”

加入地下黨的江竹筠從事地下黨的交通聯絡工作,擔任重慶新市區區委委員。1947年,她和丈夫彭詠梧一起到下川東組織武裝起義,彭詠梧不幸在起義中犧牲。她謝絕黨組織的照顧,在下川東堅持戰鬥。1948年,江竹筠因叛徒出賣在萬縣被捕,後轉押渣滓洞監獄。她堅貞不屈,嚴守黨的機密,1949年殉難於電台嵐埡刑場,時年29歲。

《紅巖》中的江姐是革命文物史料與藝術形式最有效地結合創作出來的英雄人物形象。小説有一段描寫江姐目睹了丈夫——華鎣山縱隊政委彭松濤被害,頭顱掛在城門上示眾的情節。小説中創作設計這一情節,是為了突出江姐堅毅內忍的性格,以及壓制悲痛堅持鬥爭的革命精神。歷史上,彭詠梧被殺害後,頭顱掛在城門上示眾,這是真實的。但是江竹筠由重慶返回下川東時並沒有見到,而是通過設在彭詠梧親戚家的聯絡站得知這一噩耗的。

小説《紅巖》中關於江姐得知彭松濤犧牲後的情感描寫,向我們還原了江姐的真實情感世界。小説中這樣描繪她內心的堅持:“‘我希望,把我派到老彭工作過的地方……’‘前仆後繼,我們應該這樣。’回答的聲音,是那樣的剛強。”

現實中的江竹筠正如《紅巖》中所描繪的那樣堅定而決絕:“臨委考慮江竹筠不能再去下川東,因為她去很容易暴露,而且孩子太小,需要她照顧。再三要她留重慶工作。好心的朋友也勸她接受組織的安排。她自己也知道此去有危險,可是她堅持要去:‘這條線的關係只有我熟悉,別人代替有困難。我應該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繼續戰鬥。’臨委只好同意她的要求。”

據江竹筠的戰友盧光特回憶,彭詠梧犧牲後,戰友老吳告訴了江竹筠關於不幸事件的傳聞。她極力鎮定自己,只在夜間禁不住隱隱啜泣。後來江竹筠和盧光特從萬縣搭輪船回重慶的途中,“在船上,竹筠沉默少言,儘量抑制悲傷。晚上他們和衣躺在船舷走道上,共蓋一條被子,上有寒風刺骨,下有鐵板冰人。她把被子的一半推給小盧,自己睡在外邊擋風。小盧的腳露在外面,她又脱下毛衣給搭上。小盧咳嗽,她詢知小盧患有慢性病,仍在農村艱苦鬥爭,心疼地説:‘你身體不好,到重慶後一定要去醫治一下。’並立即寫了一張條子,叫他去找陳作儀——竹筠的一個聯絡點,要陳負責給小盧檢查治療。她強忍住自己的巨大悲傷,像往常一樣用極大精力去關心別人。她把減輕別人痛苦作為戰勝自身痛苦的一種力量。”

小説還真實還原了江竹筠在遭受敵人的嚴刑拷打後,表現出的堅貞不屈的革命精神,難友們受之鼓舞,紛紛給她寫信表達他們的敬佩之情,其中何雪松代表難友們寫給她的《靈魂頌》在渣滓洞集中營裏久久流傳:

你是丹孃的化身,

你是蘇菲亞的精靈,

不,你就是你,

你是中華兒女革命的典型……

詩歌把江竹筠比作蘇聯衞國戰爭時期的女英雄丹娘和沙俄時期反抗強暴的蘇菲亞,對江竹筠頑強不屈的意志給予由衷的讚揚。江竹筠給難友們寫了回信,表達了視死如歸的革命豪情,留下了“竹籤子是竹做的,共產黨員的意志是鋼鐵”的錚錚誓言!

小説《紅巖》的作者之一羅廣斌也曾是江姐被關押在渣滓洞監獄時的難友。羅廣斌的一篇回憶文章《我們的丹娘江竹筠》,其中有這樣一段描述,進一步印證了小説《紅巖》中江姐英勇頑強的真實性:

在殺人魔窟中美合作所的極刑拷問下,她受盡了老虎凳、鴨兒浮水、夾手指、釘鐐銬等等各種各樣酷刑,特務匪徒沒有從她身上找到絲毫線索。她暈死三次,每次,被冷水噴醒轉來時,又繼續受刑。凝望着連自己也認不出來被摧殘的身體,和凝結着仇恨的遍體血污,嘴脣倔強地抽動着,她説:“我是共產黨員,隨你怎麼處置!”

四、紅巖精神永放光芒

通過讀者的文章、親屬的回憶,以及戰友的敍述,紅巖故事在加速傳播,成為膾炙人口的話題。為了滿足社會和人民羣眾熱議《紅巖》的需求,從1962年6月開始,《中國青年報》就開設了《紅巖精神禮讚》專欄。這是在中國第一次提出“紅巖精神”這個命題。有讀者在座談會上説:“江姐和其他男同志一起,挺立在囚車上面,像迎接莊嚴的戰鬥,像迎接即將到來的光明。看,他們的臉上充滿着勝利的歡笑,洋溢着聖潔的光輝……”

1985年10月,鄧穎超參觀重慶曾家巖紀念館時,在紅巖禮堂揮筆寫下“紅巖精神永放光芒”八個大字,讓紅巖精神正式冠名並傳揚開去。紅巖精神,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時期,以周恩來同志為書記的南方局領導下的革命志士在為民族自由,為新中國成立而進行的艱苦卓絕鬥爭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是中華民族昂奮達觀、堅毅不拔、棄舊圖新、勇於奉獻精神的延伸、沉澱和昇華,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偉大氣節的集中體現。

“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這是以周恩來同志為書記的南方局及其領導下的革命志士在惡劣艱險的政治環境中與國民黨反動派作鬥爭的一個戰鬥原則和顯著特點。紅巖精神的巨大吸引力和感染力也在於此。

《紅巖》以驚心動魄的鬥爭畫面和崇高的革命精神展現了共產黨人信仰的力量,表現了革命者堅定的理想信念和對黨的絕對忠誠。其後的各種文學藝術形式,從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革命者“失敗膏黃土,成功濟蒼生”“為免除下一代的苦難,我們願把牢底坐穿”的無私奉獻精神。江姐成為家喻户曉的革命英雄主義代表人物之一,歌曲《紅梅贊》、舞蹈《繡紅旗》成為革命文化的經典。

1984年和1999年,《紅巖》被兩次改編成電視劇。2003年拍攝了根據小説改編的黃梅戲《朝霞滿天》(6集電視連續劇),它們都曾在中央電視台播放。曲藝家袁闊成、李鑫荃、劉蘭芳分別播講過評書《紅巖魂》《紅巖》《雙槍老太婆》。1989年,由歌樂山烈士陵園和重慶電視台以紅巖史料編輯創作的《這座山屬於歷史》4集專題片推出。主持人李默然説:“我答應擔任主持,是因為我對紅巖先烈的崇敬,小説《紅巖》留給我深刻的記憶。”

1988年開始,表現紅巖歷史的《紅巖魂》巡迴展覽從廣州開始在全國各地展出,也喚起人們對小説《紅巖》及由此而產生的藝術作品的記憶。大量研究開發出的新史料,激發了又一次創作高潮。

21世紀以來,紅巖故事在舞台上常演不衰,有空政歌舞團的大型現代舞劇《紅梅贊》(2001年)、中國國家京劇院的《江姐》(2001年)、中國評劇團的《紅巖詩魂》(2001年)、天津京劇團的《華子良》(2003年)、浙江越劇團的《紅色浪漫》(2007年)、中國國家話劇院的《紅巖魂》(2012年)、上海京劇院的《浴火黎明》(2016年)、重慶市川劇院的《江姐》(2018年)、北京京劇院的《許雲峯》(2020年)等。

圍繞小説《紅巖》而展開的持續不斷的創作,形成了獨特的“紅巖現象”,彰顯了廣大中華兒女對紅巖精神的傳承與弘揚。紅巖精神影響了幾代人,在今天依然是人們精神力量的源泉。

(作者:厲華,系重慶紅巖聯線文化發展管理中心原主任、中國民主黨派陳列館館長,王娟,系重慶出版集團編輯)